1980年，我国首套生肖邮票——《庚申年》“猴”票问世，面值8分，图案为红底色上坐着一只黑猴儿，由大画家黄永玉创作。谁也没有料到，这枚小小的邮票，随着时光流逝，单枚价格已从8分钱上升到1万3千元，我掰着指头算了半天，涨幅居然高达18万倍，成为中国邮票中名副其实、首屈一指的珍邮。

我在邮电部门干了一辈子，明明可以“近水楼台先得月”，可我偏就错过无数次拥有“猴”票的机会。

20世纪80年代，“猴”票刚刚走俏，可我有眼无珠。与朋友去武汉出差时，航空路地摊上摆着卖，每枚售价1角7分。朋友讨价还价，3角2分买了两枚，他劝我也买一枚，我却嗤之以鼻：“明明8分钱一枚，却卖1角6分，粘了金子啊？！”第二年又去武汉开会，还是航空路的地摊，“猴”票已涨到3角2分一枚，朋友望望地摊，回头又望望我，一脸喜悦之色。我并不是出不起几角钱，而是其价格走向让我难以接受，我昂头挺胸地想，总有一天会降价的！

降价的这一天终归没有到来。“猴”票就好像和我作对似的，行情是芝麻开花节节高，我的心情一年更比一年糟，1角7分时我没买，3角2分时我没买，涨至7角时我还没买，等我想买时已涨到了5元6角，我倒真的买不起了。买不起时集邮意识偏偏萌芽了，所谓的“集邮意识”，说穿了就是借邮票赚钱的投资意识。那时候我们单位已有几个“集邮大亨”，猴儿狗儿、花花草草、盒盒本本、镊子放大镜。。。。。。他们向我炫耀时，我妒嫉中夹杂着郁闷，自然还要嘴硬夸口：“不就是该死的黑猴儿吗？我也有两三个！”“大亨”们一起哄笑：“猴尾巴挂在树枝上吧？”

1992年壬申年，邮电部发行第二轮猴票，我赶快去集邮门市部购买，这次不再是黑猴儿了，也不见猴尾巴挂树枝上，而是一只剪纸版的彩猴儿，我买了四方连还买到了版票，过后才知道这轮猴票不俏，“大亨”们仍旧守着黑猴儿不松手，我想看一眼的机会都不给。1994年夏天，我赢得一次机会。某省邮票公司的老总来访，我陪他在归州古城待了两天，拜谒屈原祠，游览昭君村，玩得十分惬意。闲谈中他问我是否集邮，又问我集邮有没有“猴”票，我笑答刚刚集邮，“猴”票的猴尾巴还挂在树枝上呢……老总当即慷慨表态要赠送我一个四方连“猴”票，由我和我的领导平分。说过话他就从香溪登船东去，我也未曾把这话放在心上。没想到有一天真的来了一封挂号信，信中果然夹附一枚四方连“猴”票，那只活灵活现的黑猴儿坐在红底色中，一根根猴毛纤毫毕现。我小心翼翼拿着“猴儿”走进领导办公室，两个人头碰头仔细端详爱不释手。领导和我一样也是集邮刚起步，尽管不知道集邮博大精深的理论，但也略知双连票、四方连和单枚的价值差异。那时我和领导两好无猜，一个是局长一个是主任，虽是上下级关系却是彼此尊重，工作上堪称配合默契天衣无缝，我俩面对桌面上的“猴”票你谦我让，谁也舍不得执手撕开这个四方连，都是诚心诚意要留给对方，推来推去我从尊重领导出发的角度退出竞争，从而失去最后一次拥有“猴”票的机会。

再后来，“猴”票不是有市无价就是有价无市，想买时也是说着容易，等弄清市场行情时又没人愿意出手，遇到有人出手时又舍不得花钱。再说了，一个工薪族，即使不吃不喝，花费几个月乃至一年薪水，去买一个坐着打瞌睡的黑猴儿，值吗？谁能预料一枚面值8分的邮票会飙升到1万3千元？除非后脑壳上长了双眼睛。

“猴”票值小钱时，我没有买；“猴票”值大钱时，我没有钱买。这也不能责怪别人，要怪也只能怪自己。当年航空路摆地摊的伙计，他要是能够预料到今天，能1角6分就出手吗？如果今天他到航空路走一遭试试，怕是大街小巷堵得水泄不通。我书房里也有若干箱集邮册本，除了那只该死的黑猴儿，不值钱的邮票我基本都有。

如今集邮者不像以前那么多了，当年的“集邮大亨”们也悉数退休了，散步时偶遇时，他们仍不忘打趣问我有几枚《庚申年》“猴”票，猴尾巴是不是挂在树枝上。我没好气地说：“没见我正学平面设计吗？兴许哪一轮猴票由我创作，猴尾巴就专门挂在树枝上！”

知我者大画家黄永玉老先生也！我被“集邮大亨”们嘲笑了几十年，不是我没有老先生捉笔的黑猴儿，就是猴尾巴没有挂在树枝上。2015年8月6日，北京举行第四轮生肖邮票——《丙申年》特种邮票印刷开机仪式，首轮生肖邮票创作者、九旬高龄的大画家黄永玉老先生亲临开机仪式，由他再度执笔创作设计的“猴”票（《丙申年》特种邮票）开机印刷。《丙申年》邮票1套2枚，一枚上绘有一只猴“拿着桃，尾巴挂在树枝上”，另一枚上绘有一只猴怀抱着两只小猴，猴的灵动与机敏在邮票上展现得淋漓尽致，带给我们无尽的遐想。

终于等到“猴尾巴挂在树枝上”，我不能再次错过历史性机遇。按惯例，2016年1月5日将发行这套“猴”票，无论如何，我也得购买、珍藏几枚，兴许再过一两轮，我也有一笔财富向世人炫耀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