余英时:钱钟书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

余英时:钱钟书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

作者:[余英时]  来源:[]    发布时间:[2016-05-30 20:45:22]
 

随着杨绛先生的离世,有关钱钟书杨绛夫妇、特别是针对钱钟书先生的学问甚至私德的讨论又油然而兴了。读过书没读过书,都有参与讨论的自由。我们不能要求每个读者都是钱杨学家,也不能要求那个时代的学者人人殉自由。

无论如何,先生们也只是具体的人。

 今天为大家提供两篇观点相左的文章,以供讨论。

一篇是李劼先生的《我们应该怎么看待钱钟书?》

另一篇则是余英时先生的《从北京到耶鲁:我与钱钟书先生 》

 

从北京到耶鲁:我与钱钟书先生

文丨余英时

文章来源:群学书院

一、北京:初识钱钟书

 

1978年10月下旬,美国科学院派了一个“汉代研究考察团”到中国大陆去作为期一个月的访古,我也参加了。在北京时,我提议去拜访俞平伯、钱钟书两位先生,同团的傅汉思教授又提出了余冠英先生的名字。

承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安排,我们便在一天上午到三里河俞先生寓所去拜访这三位先生。开门的是默存先生。那时他已六十八岁,但望之如四、五十许人。如果不是他自报姓名,我是无论如何猜不出的。

交谈在俞先生的客厅中进行,大致分成两组:傅汉思主要是和余冠英谈汉魏诗的问题,我和俞、钱两位则以《红楼梦》为开场白。客厅不大,隔座语声清晰可闻,因此两组之间也偶有交流。

 

晚年俞平伯(1900-1990)

事隔二十年,我已记不清和默存先生谈话的内容了,但大致不出文学、哲学的范围。当时大陆的思想空气虽已略有松动的迹象,但层冰尚未融解,主客之间都得拿捏着说话的分寸。

好像开始不久我便曾问他还记得他的本家宾四先生吗?因为我知道关于他的一点背景主要是得自宾四师的闲谈。这是间接的“叙旧”——中国人过去在初见面时常用的一种社交方式。他的表情忽然变得很幽默,说他可能还是宾四师的“小长辈”——后来我在台北以此询之宾四师,宾四师说完全不确,他和钱基博、钟书父子通谱而不同支,无辈分可计——但默存先生并不接着“叙旧”,我也知趣地转变了话题。接着我好像便把话题移到《谈艺录》。他连说那是“少作”、“不足观”。 

 

晚年余冠英(1906-1995)

这时隔座的余冠英先生忽然插话,提到默存先生有一部大著作正在印行中。默存先生又谦逊了一番,这是我第一次听到《管锥编》的书名。他告诉我这部新书还是用文言文写的。“这样可以养活毒素的传播”,他半真半假地说(原话我已记不住了,但意思确是如此)。

我向他请教一个小问题:《谈艺录》提到灵源和尚与程伊川二简,可与韩愈与天颠三书相映成趣。但书中没有举出二简的出处,究竟见于何处?他又作滑稽状,好像我在故意测验他的记忆力似的。不过他想了一下,然后认真地说,大概可以在元代《佛祖通载》上找得到。

因为话题转上了韩愈,我顺便告诉他当时在台北发生的趣事:韩愈的后代正在为白居易“退之服硫黄,一病讫不痊”两句诗打“诽谤”官司。我并补充说,照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的考证,似乎确有其事。但是他不以为然,认为“退之”是卫中立的“字”。这是方崧卿辩证中的老说法,在清代又得到了钱大昕的支持。

黩存先生不取陈的考证。后来在美国他又批评陈寅恪太“Trivial”(琐碎、见小),即指《元白诗笺证稿》中考证杨贵妃是否以“处子入宫”那一节。我才恍然他对陈寅恪的学问是有保留的。我本想说,陈氏那一番考辨是为了证实朱子“唐源流出于夷狄,故闱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”的大议论,不能算“Trivial”。但那时他正在我家作客,这句话,我无论如何当众说不出口。 

默存先生的博闻强记实在惊人。他大概事先已看到关于我的资料,所以特别提及当时耶鲁大学一些同事的英文著作。他确实看过这些作品,评论得头头是道。偶尔箭在弦上,也会流露出锐利的锋芒,就像《谈艺录》中说Authlr Waley,“宜入群盲评古图”那样。但他始终出之于一种温文儒雅的风度,谑而不谑。

 

二、纽黑文:再晤钱钟书

 

第二次再晤是在美国。

1979年春天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访问。其时正值中美建交之后,双方都在热络期间。代表团的一部分人访问耶鲁,其中便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等。领队的则是赵复三先生,因为在校方正式的招待会上,赵先生特别推让默存先生在英文致答辞,好像这本来应该是赵先生的任务。 

我和傅汉思先生等人当然到火车站去迎接代表团。其中我唯一认识的只有默存先生。我正要向他行握手礼时,他忽然很热情地和我行“熊抱”礼。这大概是当时大陆行之已久的官式礼数。我一时不免有点张皇失措,答礼一定不合标准。不过我的直觉告诉我,默存先生确是很诚挚的,这次用不着“叙旧”,我们真像是“旧交” 了。 

当天晚上,我和陈淑平同受校方的委托招待代表团全体在家中晚餐。连客人带本校的教授和研究生等大概不下七八十人。这个自助餐是陈淑平费了三天功夫准备出来的。我们平时极少应酬,这样的热闹在我们真是空前绝后的一次。现在试说有关默存先生的事。 

默存先生是坐我开的车回家的,所以一路上我们有机会聊天。仅仅隔了四、五个月,我觉得已能无所拘束,即兴而谈。

大陆上学术界的冰层似乎已开始融化。外面流传了很久的一个说法是他担任了毛泽东的英文秘书。我为此向他求证。他告诉我这完全是误会。大陆曾有一个英译毛泽东选集的编委会,他是顾问之一,其实是挂名的,难得偶尔提供一点意见,如此而已。

 


钱钟书《宋诗选注》书影

 

我也问他《宋诗选注》为什么也会受到批判,其中不是引了《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》吗?他没有直接回答我的问题,大概因为时间不够,但主要恐怕是他不屑于提到当时的批判者。他仅仅说了两点:第一,他引《讲话》中的一段其实只是常识;第二,其中关于各家的小传和介绍,是他很用心写出来的。我告诉他胡适生前也说他的小传和注释写得很精彩。 

我当时隐约地意识到,他关于引用《讲话》的解释也许是向我暗示他的人生态度。1957年是“反右”的一年,他不能不引几句“语录”作挡箭牌。而他征引的方式也实在轻描淡写到了最大限度。他是一个纯净的读书人,不但半点也没有在政治上“向上爬”的雅兴,而且避之唯恐不及。这一层是我在二十年前便已看准了的,现在读到他1955年《重九日雨》第二首的最后两句,我更深信不疑了。这两句诗是: 

筋力新来楼懒上, 

漫言高处不胜寒。

这是他的“咏怀诗”。 

那天晚上吃自助餐,因为人多,分成了好几处,我们这一桌上有默存先生和费孝通先生几位,大陆来的贵宾们谈兴很浓,但大家都特别爱听默存先生的“重咳落九天,随风生珠玉”。

就我记忆所及,客人们的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在他们几十年来亲身经历的沧桑,特别是知识分子之间彼此怎样“无情、无义、无耻的倾轧和陷害” 。

默存先生也说了不少动人的故事,而且都是名闻海内外的头面人物。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关于吴晗的事。大概是我问起历史学家吴晗一家的悲惨遭遇,有人说了一些前因后果,但默存先生忽然看着费孝通先生说,“你记得吗?吴晗在一九五七年‘反右’时期整起别人来不也一样地无情得很吗?”(大意如此)回话的神情和口气明明表示出费先生正是当年受害者之一。费先生则以一丝苦笑默认了他的话。刹那间,大家都不开口了,没有人愿意再继续追问下去。 

在这次聚会中,我发现了默存先生嫉恶如仇、激昂慷慨的另一面。像陶渊明一样,他在写《归园田居》、《饮酒》之外,也写《咏荆轲》、《读山海经》一类的诗。试读他一九八九年的《阅世》: 

 

阅世迁流两鬓摧,块然孤喟发群寰。

星星未熄焚余火,寸寸难燃溺后灰。

对症亦知须药换,出新何术得陈推。

不图牍长支离叟,留命桑田又一回。 

我不敢笺释他的诗,以免“矜诩创获,凿空索隐”(《槐聚诗存.序》)之讥。读者可自得之。 

 

三、跨越大洋的酬唱

 

1979年别后,我便没有再见过他了。

不过还有一点余波,前后延续了一年多的光景。默存先生依然严守着前一时代中国诗礼传家的风范,十分讲究礼数。他回北京不久便用他那一手遒美的行书写来一封客气的谢函。我虽经年难得一亲笔砚,也只好勉强追随。

这样一来一往,大约不下七、八次。他的墨迹我都保存着,但因迁居之故,一时索检不得。但最使我感动的是在《管锥编》第一、二册出版后,他以航邮寄赐,扉页上还有亲笔题识。不久我又收到他的《旧文四篇》和季康夫人所题赠的《春泥集》。受宠若惊之余,我恭恭敬敬地写了一首谢诗如下: 

 

艺苑词林第一缘,春泥长护管锥编。

渊通世竟尊嘉定,慧解人争说照圆。

冷眼不饶名下士,深心曾托枕中天。

鋗轩过后经秋雨,怅望齐州九点烟。 

诗固不足道,但语语出自肺腑,决非世俗酬应之作。《管锥编》第三、第四册面世,他又以同样办法寄赠,以成完璧。我复报之以《读〈管锥编〉三首》: 

 

卧隐林岩梦久寒,麻姑桥下水湍湍。

如今况是烟波尽,不许人间弄钓竿。

 

“避席畏闻文字狱”,龚生此语古今哀。

如何光武夸柔道,也为言辞灭族来。

 

桀纣王何一例看,误将祸乱罪儒冠。

从来缘饰因多欲,巫蛊冤平国已残。

 

默存先生冷眼热肠,生前所储何止汤卿谋三副痛泪。《管锥编》虽若出言玄远,但感慨世变之语,触目皆是。以上三节不过示例而已。先生寄赠《管锥编》四巨册,都经亲笔校正,尤足珍贵。寒斋插架虽遍,但善本唯此一套。噩耗传来,重摩兹编,人琴之感,宁有极耶! 


钱钟书手迹

 

默存先生已优入立言不朽之城域,像我这样的文学门外汉,是不配说任何赞美的话的,所以我只好默而存之。我读先生的书,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说,自然感受很深。我希望以后有机会再补写。

最后,我要郑重指出,默存先生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。他的逝世象征了中国古典文化和20世纪同时终结。但是历史是没有止境的。只要下一代学人肯像默存先生那样不断地勤苦努力,21世纪也许可以看到中国古典文化的再生和新生。 (转自凤凰网文化)

余英时:钱钟书是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的最高结晶